中美建交打破堅冰

　　臺孤懸海外枉圖強

　　金門炮戰后的十幾年，兩岸基本上風平浪靜。

　　時間進入20世紀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變化。世界上各種政治勢力急劇分化和重新組合給處于膠著狀態的兩岸關系帶來了新的變化。

　　國共兩黨展開了新一輪的角逐，與以前大相徑庭的是，角逐方式由戰場上的你死我活，轉到國際舞臺上的針鋒相對。

　　影響國共兩黨在國際舞臺上展開新角逐的重要因素就是美國。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出于對美國國家利益的考慮和緩解危機的需要，立即著手改善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關系。

　　在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同時，中國政府也開始對世界形勢和國際格局進行了重新審視、估量和調整，其中首要的便是對臺灣問題有重大影響的中美關系。

　　1971年3月底，在日本名古屋舉行的第31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無疑為中美關系的改善提供巨大的歷史轉變契機。

　　毛澤東在周恩來的建議下親自做出了邀請美國乒乓球隊訪華的決定。尼克松完全沒有料到，打破美中外交堅冰的竟是小小的乒乓球。他立即批準接受邀請。

　　在中美關系史上，這是一個舉世震驚的重大事件，不同國度、不同觀念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不約而同地為這一舉動而喝彩、而傾倒。周恩來以他高超的外交手腕，改寫了中美兩國的關系史。

　　4月10日至17日，美國乒乓球隊被作為前來打開中美友好關系之門的外交使節，在北京受到特別接待與隆重歡迎。14日下午，周恩來破格會見了美國乒乓球代表團，鄭重地宣布：“現在，門打開了。”

　　尼克松無疑是美國歷史上那種善于審時度勢、順乎時代發展潮流、具有遠見卓識的領袖人物。在周恩來會見美國乒乓球隊的消息傳到華盛頓的當天，他就發表了一項包括迅速發給中華人民共和國到美國訪問的個人或團體簽證等5項決定。

　　美國對中國苦心經營了幾十年的封鎖大堤終于一塊一塊地崩塌了，中美關系的大門打開了。

　　7月9日至11日，美國國務卿基辛格在北京同周恩來進行了秘密會談，為尼克松訪華做必要的準備和安排。

　　1972年2月21日11時30分，尼克松乘坐的專機飛越太平洋，平穩地停在北京西郊機場的候機樓前。艙門開了，尼克松與夫人帕特走出艙門，向舷梯下走來。當尼克松下梯走到一半時，周恩來開始鼓掌，尼克松略停一下，也按中國的習慣報以鼓掌。

　　尼克松走下舷梯，向前伸出了右手，周恩來站在原地亦做出了握手的準備。一步！二步！三步！尼克松邁著大步子，與周恩來握手了。這一次劃時代的握手，足足持續了一分鐘。

　　周恩來對尼克松說：“你的手伸過世界最遼闊的海洋和我握手——25年沒有交往了啊！”

　　14時40分，尼克松與基辛格在周恩來的陪同下走進了毛澤東那間陳設簡單、放滿了書籍的書房。

　　毛澤東高興地與尼克松握手，笑瞇瞇地望著這位年富力強的總統，不無幽默地說：“我們的共同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可不喜歡你來。”他揮動了一下那足以扭轉乾坤的手，繼續說，“他叫我們共匪”。

　　尼克松問：“蔣介石稱主席為匪，不知道主席叫他什么？”

　　毛澤東聽完翻譯的轉述，笑了。坐在一邊的周恩來答道：“一般地說，我們叫他們‘蔣幫’。有時在報上我們叫他匪，他反過來也叫我們匪。總之，我們只不過是互相罵罵而已。”

　　毛澤東說：“其實，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同他的交情長得多。”

　　這三位歷史偉人在談笑之中對他們過去的恩恩怨怨作了白描般的勾勒，尼克松以他明智的舉止，博得了中國共產黨的好感。

　　這是一次歷史性的會晤。但卻是在幽默戲謔與玩笑的氣氛中進行的，一些十分嚴肅的原則性的主題在毛澤東詼諧的隨意的談吐中暗示出來。基辛格后來把這次談話比喻作瓦格納歌劇的序曲，需要加以發展才能顯示出它們的意義。

　　尼克松訪華期間，中美雙方進行了多次艱苦的會談，最終達成了共識。

　　2月27日，中美雙方在上海公布了《聯合公報》，史稱“中美上海公報”。

　　在“公報”中，美國第一次公開正式承認：中國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尼克松的訪華和中美上海聯合公報的發表，是中美關系史上、也是臺灣海峽角逐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當通過電視看到尼克松與周恩來雙手緊握的場面，蔣介石無奈地寫下“莊敬自強，處變不驚”八個大字。

　　中美關系這一嶄新的變化，被臺灣學者稱為“尼克松震撼”，它在臺灣造成的沖擊和不安，唯有1949年蔣介石逃臺之始的困境可相比。由于美國的“拋棄”，臺灣一夜之間變成了國際孤兒，島內民眾和官員為此頗感恐慌，大有世界末日來臨之感。

　　在國際局勢紛紛變幻的大背景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際地位日漸提高，與之建交的國家不斷增多，并于1971年10月25日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而臺灣當局孤懸海外，勢力微薄而前途渺茫，暗淡無光，其代表也從聯合國及其所屬機構中被驅逐出去，陷入到古道西風的凄涼境地之中。

　　1975年春節前后，回臺灣任“總統府資政”的國民黨元老陳立夫接受蔣介石秘密使命，經秘密渠道向中共發來了邀請毛澤東訪問臺灣的信息。毛澤東反應了，他曾對二度復出擔任第一副總理的鄧小平說：兩岸要盡快實現“三通”，你可以代表我去臺灣訪問。沒等共產黨回音，陳立夫在香港報紙上公開發表《假如我是毛澤東》一文，“歡迎毛澤東或者周恩來到臺灣訪問，與蔣介石重開談判之路，以造福國家人民”。陳立夫特別呼吁毛澤東能“以大事小，不計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國共兩度合作的前例，開創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但遺憾的是，蔣介石還沒等到回音就永遠地走了。1975年4月5日，清明節，中國人悼念亡者的傳統節日。子夜晨鐘響起前的10分鐘，蔣介石衰竭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蔣介石帶著遺憾走了。他把自己的夢想留給了兒子。這是一個多么令人傷悲的夢。

　　1976年9月9日零點10分，毛澤東在49年前打響秋收起義槍聲開始井岡創業的時刻合上了他生命的傳奇書卷。

　　中國半個世紀的兩位主筆人以各自的方式留下遺愿而去了，把統一留給了后來人。

　　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

　　蔣經國開放赴大陸探親

　　蔣介石死了，他的時代結束了，臺灣正式進入“蔣經國時代”。

　　幾乎與蔣經國出掌臺灣大政的同時，鄧小平也第三次出現在中國共產黨的最高決策層。

　　半個世紀前，鄧小平與蔣經國曾同在蘇聯中山大學學習。如今兩位老同學又站到了同一條起跑線上，臺灣海峽成了他們共同關注的焦點，國共兩黨的海峽角逐也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

　　鄧小平展開他凌厲的和平統一攻勢，不停向臺灣當局發起沖擊。蔣經國則頑固堅持反共拒和立場，勉力自保。美國人也或明或暗地介入國共兩黨的斗爭中來，從而上演了一幕幕無聲勝有聲的歷史性活劇。

　　歷史進入20世紀70年代末，國際形勢與中國國內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海峽兩岸緊繃了20多年的神經開始放松，虎視眈眈的對抗逐漸消失。

　　1979年新年的鐘聲敲響了。這是新中國歷史上一個值得懷念的日子，也是臺灣海峽國共角逐歷程中一個劃時代的日子。

　　就在這一天，中美兩國正式建立外交關系，美國政府宣布終止《美臺共同防御協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表《告臺灣同胞書》。這是中國共產黨人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倡導和平統一祖國的重要政治聲明，標志著對臺方針政策又作了重要調整。

　　國防部長徐向前向全世界鄭重宣布：“臺灣是我國的一部分，臺灣同胞是我們的骨肉兄弟，為方便臺、澎、金、馬的軍民同胞來大陸省親會友，參觀訪問，和在臺灣海峽航行和生活活動，我已命令福建前線部隊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的炮擊。”

　　鄧小平也在全國政協舉行的座談會上說：“臺灣回歸祖國、完成祖國統一的大業已經提到日程上來了。”

　　1981年9月30日，葉劍英對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進一步闡述了臺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九條方針政策，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在新時期對臺方針政策的進一步深化與發展。如果說《告臺灣同胞書》確定了新時期中共“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的話，那么葉劍英的談話則是對這一大政方針的具體化，其中的一些重要內容已經形成了完成國家統一的根本方針——“一國兩制”的基本構想，這表明“和平統一”已成為中國共產黨解決臺灣問題的重大決策。

　　1982年1月11日，鄧小平在一次談話中說：“九條方針是以葉劍英名義提出來的，實際上就是‘一個國家，兩種制度’。”這是鄧小平首次提出“一個國家，兩種制度”的概念。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在會見美國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時，進一步闡述了實現臺灣和祖國大陸和平統一的構想，使“一國兩制”更加完備、充實，更加具體化、系統化。“一國兩制”的主要內容包括“一個中國”、兩制并存、高度自治、和平談判以及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

　　“一國兩制”，是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由鄧小平創造的和平解決臺灣問題、完成國家統一的基本構想，是鄧小平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共中央對臺工作的根本方針，是中國政府一項長期不變的基本國策。

　　面對中國共產黨人全方位和談的政治攻勢，看著如日東升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發展壯大，蔣經國不得不調整對祖國大陸的政策策略，即放棄“反攻大陸”的口號，提出“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口號。

　　和平的曙光悄悄降臨海峽上空。

　　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蔣經國的“三不”政策越來越行不通。在歷史潮流的沖擊下，島內要求開放回大陸探親的熱潮空前高漲，就在這個時候，爆發了震驚兩岸的“華航事件”。

　　1986年5月3日下午3時10分，一架大型波音747貨機緩緩降落在廣州白云機場。機身上，赫然標志著“中華航空公司”幾個大字。飛機在寬闊的跑道上停穩，倉門打開，機長王錫爵從舷梯上走了下來。剛剛得到消息的當地有關負責人正好趕到，心情激動的王錫爵一見到他們，便迫不及待地說：“我要和家人團聚，我要求到祖國大陸定居。”

　　這便是當時震驚海峽兩岸的“華航事件”。然而，這一舉動的意義，還遠遠不限于駕機到祖國大陸本身及一家骨肉的團聚，而是由此之后，在兩岸溝通的歷史上，開創了一個永載史冊的“華航模式”。

　　進入80年代后期，蔣經國身體日漸衰弱，他感到來日無多。在祖國大陸對臺政策的感召下，在島內民意特別是臺灣老兵要求回家探親的壓力下，以及臺灣記者首次赴祖國大陸采訪的推動下，蔣經國下決心要“向歷史交代”，開放島內民眾赴祖國大陸探親。

　　1987年初，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馬樹禮奉命集中有關部門開會研討開放祖國大陸探親案。據臺報稱：國民黨內反映不一，保守氣氛濃厚，阻力大。研討的最后結果是，“準出不準進”、“條件從嚴”，使有資格到祖國大陸探親的人減到最少為好。馬樹禮將此研究結果上報給蔣經國后，蔣經國極不滿意，立即要求馬樹禮再組織研議。此時已是4、5月間，國民黨全力從事解除“戒嚴”的研究工作，馬樹禮分身乏術，后來又為去留問題煞費思量，事情暫時耽擱下來。

　　7月，馬樹禮去職，李煥接掌國民黨中央黨部，直接策劃開放祖國大陸探親案，并很快訂出了原則方案。

　　在研討過程中，出現了兩派意見。以國民黨中央秘書長李煥為代表的一派主張，把開放探親看作是調整大陸政策的第一步，隨之將開放觀光、貿易、體育交流與文化交流。以“行政院長”俞國華為代表的另一派主張“人道論”，即把開放探親僅看作是基于“人道”的彈性措施，不是對大陸政策的調整，所以除探親外，其他一切不變。

　　因兩種主張各不相讓，最后只好交蔣經國裁決。蔣經國本意支持李煥主張，但此時此刻又不能不考慮俞國華等人的意見，經深思熟慮，只得采取折中方案，不偏不倚。

　　歷史不會忘記，蔣經國在人生的最后歲月為兩岸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