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現今臺灣的“國家認同”多元化不同，在國民黨當局退踞臺灣后的40年間則相當穩定，“一個中國、我是中國人、反攻復國”等“認同”，成為當時政局、經濟和社會穩定的政治和思想基礎，成為民眾思想認識和社會意識的重要組成部分。當時的“國家認同”，是臺灣當局從政治、軍事、文化、教育和經濟等各方面重新建構的結果，當然蔣介石、蔣經國的專制統治也對社會上的“國家認同”產生了負面影響。

　　一、建構“國家認同”主要舉措

　　國民黨當局到臺灣后，面臨的難題很多。如心理上如何消除“光復后遺癥”？長期遭受日本殖民奴化教育的臺灣民眾，在拋棄日本文化圈回到中華文化圈后，難免產生一定程度的心理障礙和隔閡。也就是說，對于到臺灣后的國民黨當局來說，緊迫任務之一是如何安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給臺灣民眾造成的心靈創傷，增強“一個中國認同”。如法理上如何確立到臺灣統治的合法性？“中華民國”在祖國大陸已經被推翻，“中華民國憲法”的適用范圍和國民黨當局的統治區域只剩下全國的二百六十六分之一，面對“國民政府”只能在臺灣存在的現實，國民黨當局缺少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權威性。如政治上如何鞏固統治基礎？在臺灣民眾對光復后中央政府派來的各級接收大員種種劣跡的印象沒有消除、在“2·28事件”形成官民對抗狀態沒有緩和的情況下，國民黨蔣介石當局在祖國大陸失敗后來到臺灣缺少統治合法性、合理性和權威性情況下，統治基礎脆弱，可以說當時的臺灣是百廢待興，國民黨統治面臨空前危機。對于蔣家父子來說，只有通過堅持“中華民國法統”，加深對中華民族和文化、對祖國和故土的認同，來清除日本殖民統治的流毒和影響。只有堅持“中華民國法統”，才能確立國民黨當局在臺灣統治的合法性，鞏固國民黨當局在臺灣的執政基礎。

　　(一)自稱“唯一合法政府”

　　退踞臺灣的蔣介石當局為繼續維系“法統”地位，一邊宣稱自己仍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將新中國視為“叛亂團體”，一邊在美國的庇護和扶植下，繼續占據中國在聯合國代表席位長達22年。在對外關系上，與祖國大陸圍繞“誰代表中國”展開激烈較量。臺灣當局以“正統”自居，奉行所謂“漢賊不兩立”、“賊來漢走”的政策，極力與新中國爭奪外交陣地，并阻止有關國家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一旦看到已不能阻止有關國家與新中國建交時，便宣稱“寧為玉碎，不為瓦全”，宣布與之“斷交”。國民黨當局處理對外事務的行為，對于減少國際上“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問題有一定效果。值得指出的是，作為“一個中國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當局能夠依法“反獨壓獨”，對于“臺獨行為”決不姑息。“一個中國政策”客觀上成為臺灣民眾“國家認同”的基礎。

　　(二)長期堅持“反共復國”

　　蔣介石當局反復強調自身的“正統地位”，聲稱中共是“叛亂團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偽政權”，要把臺灣建設成進行“反共抗俄圣戰、反共復國基地”，依靠美國軍援，整頓和提升軍事實力，保衛“大臺灣”，長期與祖國大陸軍事對峙，伺機反攻祖國大陸。在20世紀50、60年代，國民黨當局一再派遣軍隊和特務，騷擾祖國大陸沿海。直到1969年，蔣經國在接受韓國記者訪問時還強調：“一、中華民國憲法所規定之國家體制絕不改變：二、我們絕不放棄反共復國的總目標；三、我們始終站在民主陣營的這一邊，絕不同任何共產政權、集團來往；四、對竊據大陸的共產政權絕不妥協，而且要奮斗到底，達到我們統一中國的目標。” 兩岸的“法統之爭”，雖說帶來的是兩岸關系的緊張，在前十幾年間軍事沖突不斷，兩岸封鎖互不往來，政治上意識上文化上社會上的“差異”日趨加深，但表明能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兩岸都不允許中國的分裂。

　　(三)堅持中華文化道統

　　自臺灣光復起，國民黨當局全面清除殖民文化，恢復和重建中華傳統文化，強調“臺灣人是中國人”、“我們都是中國人”觀念。特別是在推行“反共復國”決策后，國民黨當局在恢復和發展經濟的同時，認為只有建立“中華文化認同”、確立以“中華民國”為核心的“一個中國認同”，才能讓臺灣民眾為維護“中華民國法統”、實現“反共復國”的神圣使命服務。為此，國民黨當局利用宣傳教育陣地，在經濟發展有限的情況下，加大教育投入，從學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個階段，灌輸“中國意識”，教導學生要繼承“中華文化道統”。20世紀60年代中期起，面對西方文化的沖擊和社會風氣的墮落，特別是為了攻擊祖國大陸，臺灣當局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客觀上起到增強社會上“中華文化認同”的作用?！拔幕J同”本身屬于原生領域的認同，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因此國民黨當局在“文化認同”所做的努力，在同為中華文化一部分的臺灣地區有很好的基礎，從效果上看，長期成為臺灣“一個中國認同”的重要基礎。

　　二、專制統治影響“國家認同”

　　臺灣“國家認同”的干擾因素，最早來自國民黨當局。問題的根子是國民黨的專制統治，社會上和民眾中對蔣介石獨裁、國民黨專制的仇恨，延伸為對蔣家父子、外省人和“一個中國”的敵視，“一個中國認同”開始出現變化。

　　(一)強化專制獨裁體制

　　要說影響臺灣“國家認同”變化各種因素的源頭，則為蔣介石、蔣經國統治近40年間，前20年的專制統治、后20年在政治收縮和開放中的猶豫不決。20世紀40年代末，蔣家父子清楚地認識到要想實施國民黨的復興計劃，首要之舉是移植祖國大陸時期的專制統治，以“反攻大陸、反共復國”為名，貫徹反共反人民的政治路線，鎮壓任何不利于蔣家統治的言行。為此，實行“軍事戒嚴”和高度集權相結合的專制獨裁統治，整頓由國民黨撤臺引起的社會危機。

　　為維護專制統治，在任命官員和利益分配上，集中向外省人上層圈傾斜。在掌握絕大多數政治和經濟資源的軍公教隊伍中，負責崗位基本由外省籍人士擔任，在臺灣總人口中占絕對多數的本省籍民眾只占極少數。國民黨當局政治上歧視大多數臺籍民眾，使得省籍矛盾越來越大，成為人們批評國民黨當局的主要理由，也成為干擾國民黨統治的不穩定因素。這種情況直到20世紀70年代初的“保釣運動”開始有所改變，蔣家父子已經意識到無法阻擋政局的變遷，看到了省籍矛盾的嚴重性和帶來的危害，開始“革新保臺”，重用臺籍人士，推行國民黨政權“本土化”。

　　專制統治、省籍歧視在政治上和感情上深深地傷害了臺灣民眾。在一些臺灣民眾看來，專制、腐敗和欺負臺灣人的是國民黨當局，國民黨當局由外省人控制，外省人是中國人，當中國人沒有好處，“一個中國認同”是否值得，國民黨專制就這樣與“一個中國認同”的質疑完成連接。

　　(二)堅持反共意識形態

　　影響現階段臺灣“國家認同”的因素中，兩岸之間的不同是關鍵；兩岸最大的不同，是中國內戰遺留下來的意識形態和政治體制不同。

　　蔣介石當局為了維護專制統治，同時出于被中國共產黨和人民革命力量打敗的仇恨，政治上推行反共路線。蔣介石到臺灣后，繼在祖國大陸發表的《中國之命運》一書，先后推出《解決共產主義思想與方法的根本問題》、《蘇俄在中國——中國與俄共30年經歷紀要》和《反共抗俄基本論》等一批反共專著，搭建起蔣介石以反共為終極目標的理論基本架構。為發泄反共仇恨，國民黨當局在島內一再掀起反共高潮，把肅清“匪諜”作為當時的中心工作。從到臺灣之初起，臺灣當局就嚴厲鎮壓民主進步運動，臺灣進入“50年代的白色恐怖時期”。20世紀50年代初期，臺灣當局在“反共總路線”下，掀起一股股反共宣傳高潮,號召人們為把臺灣建成“反共復國基地”做出奉獻。

　　蔣介石當局的反共狂熱，丑化祖國大陸形象，丑化社會主義制度，造成臺灣民眾不敢了解祖國大陸、錯誤理解祖國大陸的結果，加深了兩岸意識形態對立。兩岸政治制度和政治信仰的不同，導致影響“國家認同”內涵和立場核心因素的“差異”增加，兩岸政治領域“差異”的增加，必然會影響到“一個中國認同”和“身份屬性”的選擇。

　　(三)兩岸封鎖斷絕往來

　　雖說蔣家父子能夠堅持“一個中國政策”，成為“一個中國認同”的主導力量，但又推行封鎖兩岸、禁止往來的政策，直接誤導臺灣民眾對祖國大陸的看法，當然也直接誤導臺灣民眾的“國家認同”。

　　到臺灣后，蔣介石思考的主題之一就是如何完成“復國夢”。為了反攻祖國大陸,臺灣當局不斷派遣武裝力量偷襲祖國大陸東南沿海地區，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蔣介石提出由軍事反攻為主轉為政治反攻為主，軍事偷襲和挑釁活動基本停止。“反共復國”表明兩岸同屬一個國家，國共兩黨是在“爭天下”，“爭天下”的炮聲把 兩岸聯在一起，有助于臺灣民眾加深對“一中框架、兩岸一國”的認識，因而有助于“一個中國認同”的鞏固。與此同時，蔣介石、蔣經國當局一再拒絕祖國大陸舉行兩岸和談的建議，嚴禁兩岸間任何形式的往來。封鎖海峽政策帶來嚴重后果，使得兩岸的隔閡越來越深。首先，兩岸同胞間信息全無。對于祖國大陸社會發展、經濟建設、政治制度、意識形態和家庭親友的信息，臺灣同胞沒有接觸、了解的管道和機會。其次，臺灣民眾只能接收片面信息。臺灣當局利用控制信息和話語權的機會，講到祖國大陸時全是抹黑、污蔑和攻擊，臺灣民眾聽到的和形成的都是對祖國大陸不利的概念。如此之下，積非成是，臺灣民眾對于祖國大陸經濟、文化和社會建設取得的成就，對于祖國大陸的巨大變化，以及對祖國大陸提出的以“一國兩制”為核心的對臺政策，在較長時間內幾乎無從了解。如此背景下，臺灣的“國家認同”當然會出現不利于和平統一的結果。

　　(四)“法統”誤導“國家認同”

　　在臺灣“國家認同”的變化中，如果剔除“臺獨國家認同”，則存在“我是中國人”、“我是臺灣人”、“我既是中國人也是臺灣人”等多種認同，從中可以看出臺灣“國家認同”的復雜化和多元化?！皣艺J同”多元化的起因之一，是國民黨當局到臺灣后，不承認在祖國大陸的慘敗、“中華民國政府”被推翻的基本現實，繼續堅持“法統”，結果是臺灣的“一個中國認同”出現混亂。

　　蔣介石當局為了鞏固專制統治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必須把祖國大陸說成是“叛亂團體”，是“非法存在”；為了堅持“中華民國法統”，必須把中華人民共和國說成是“偽政權”；為了繼續利用三民主義為其統治服務，必須把共產主義說成是“異端邪說”；為了證明“戒嚴體制”的必要性，必須把“反共復國”說成是“頭等大事”。與此同時，堅持“中華民國法統”。在對外關系上，與祖國大陸圍繞“誰代表中國”問題展開激烈較量，極力與新中國爭奪對外代表權。在兩岸關系上，封鎖海峽，堅持“反共復國”。對內部事務上，修訂“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為專制統治尋找“法統依據”。在體制上，延續和照搬南京政府結構，在維持第一屆“行憲國民大會”形成的政權和人事安排基礎上，蔣介石成為“終身總統”，從形式上延續“中華民國”。

　　蔣介石當局通過專制統治，堅持“中華民國法統”，也包括發展經濟和開放縣級以下民主選舉等措施，對維系和促進“一個中國認同”確實起到了一定程度的作用。問題是蔣介石當局在內戰狀態結束之前、在國家統一前的政治安排沒有達成之前，其政治作為干擾了臺灣的“一個中國認同”，是臺灣“國家認同”出現多元化的根子所在。

　　(作者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