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關系風云激蕩，兩岸關系從冷僵局向熱對抗升級。2020年，正值全球地緣政治格局和國際秩序面臨深刻變革之際，當前的兩岸關系和臺海形勢被不確定性與對抗沖突的烏云籠罩，成為中國面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最佳注腳。而中國大陸正面外部極限施壓和島內政治躁郁，在堅持“一個中國”和反“獨”促統總原則、總方向、總基調不動搖同時，對臺政策論述實踐與時俱進、務實進取。在這一變動的特殊歷史時期，島內外各方政治勢力理應敏銳捕捉其中的草蛇灰線，仔細品味中國大陸一言一行所釋放的清晰政治信號，減少誤判，拋棄幻想，順應大勢，維護和平。

　　特殊時期以政治強音響應“極限施壓”

　　2020年，隨著大環境和小氣候的復雜變動和交織演進，中國大陸在臺海方向上面臨的壓力達到了40年來空前的水平。特別是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一些西方國家為掩飾轉嫁矛盾，將其刻意操弄為一場特定指向中國，要求各國各地區選邊站隊、與中國大陸“脫鉤”的戰略戰、政治戰、經濟戰、價值戰。

　　美國先后挑起疫情起源、疫情追責、臺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等多個議題，并借此對中國大陸進行攻擊“甩鍋”，白宮發表新的對華戰略報告，公開認定中美雙方處于“戰略競爭”狀態，赤裸裸威脅要繼續加大公開施壓力度。其次，在這一過程中，頑拒“一中原則”的蔡英文當局積極扮演美國“馬前卒”“看門狗”角色，配合美國“武漢肺炎”論述大搞“借疫謀獨”“口罩外交”，配合美國炒作疫情議題渲染兩岸制度價值差異，強化與美國的戰略因應和政治勾連，甚至在其第二任期就職講話中明示將啟動“修憲”進程，進一步向“去中附美”“法理臺獨”方向踩油門。美臺“借疫反中”的做法，“蛇鼠一窩”的行徑，給兩岸關系增加了極大不確定性。在美軍從疫情中恢復行動能力的半年來，美國全球戰略力量部署加速由近東向遠東轉移，其顯見表現是三大航母打擊群“里根”號航母編隊在沖繩東南海域活動，“羅斯福”號和“尼米茲”號在菲律賓附近海域進行雙航母演習；美國軍機軍艦愈發密集、公開、高調現身通過臺海南海及周邊海域，出現戰略化、常態化趨勢，并且帶有明確的戰略意圖和戰術指向；美臺政治軍事關系虛實并進，除國務院部門高官接連訪臺，美臺“常態化軍售”內容也轉趨戰略性、進攻性和高精尖武器，進一步加深臺灣與美國西太平洋軍事戰略的綁定，并賦予其更多偵察、反擊乃至進攻能力。這些態勢揭示了美國戰略意圖出現了從極限施壓到前沿部署的戰爭邊緣試探苗頭，并且似有意借臺灣向中國大陸打一場“代理人戰爭”，以探中國大陸虛實、挫中國大陸銳氣、阻中國大陸發展。再加上美國加大對日軍售規模和日本政治異動，借香港、西藏、新疆和內蒙古事務對中國大陸發難，以及印度部分政客軍官在“印太戰略”和特朗普訪印鼓動下持續挑動中國大陸西部邊境摩擦，制造準戰爭狀態，甚至參與美國“南海自由航行”制造“兩洋聯動”。美國及其盟友正試圖對中國大陸形成海陸一體、東西雙線、虛實結合的戰略政治經濟全方位高壓態勢。作為中國核心利益所在的臺海，成為了這一戰略施壓環線的關鍵節點。

　　在嚴峻復雜的臺海局勢和政治挑戰之下，中國大陸首先在2020年全國兩會上予以鄭重回應。5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聽取了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李克強重申了祖國大陸對臺大政方針和反“獨”促統的堅定決心，表明了制度性地深化兩岸融合發展，開創民族復興美好未來的強大信念，有力地回應了近一段時期以來各方對兩岸關系的關切，以及島內外一些政治勢力制造的挑戰和壓力。下半年，解放軍在東海、黃海、南海、渤海組織的例行性軍演接連登場，特別是東部戰區在臺灣海峽及臺灣島南北兩端密集進行多軍種聯合作戰實戰化演練，“山東號”與“遼寧號”航母或將進行雙航母聯合訓練，以及在南海試射東風-26B和東風-21D導彈，對臺灣島形成戰略合圍、甕中捉鱉之勢，以強有力的反介入和區域拒止能力回應外部勢力干涉，以實際行動震懾制造“臺獨”、分裂國家的挑釁行為。

　　總的看，在美國保守勢力為徹底消解中國“取代美國”的可能，和特朗普政府為謀求連任而孤注一擲地開辟的各條對華遏制戰線上，特別是涉及臺海的議題，美國并未能稱心如意。相比20多年前，中國大陸在維護臺海主權及核心利益上，不但意志定力更加清晰，物質力量的成長也非吳下阿蒙，具備了言必信、行必果的政治可信度。

　　新形勢下涉臺表述微調寓意深遠

　　過去兩三年來，兩岸交流頻繁，政黨對話、城市交流、民間往來仍維持較高活躍度，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多次在涉臺場合發表談話，較為密集地論述兩岸關系和對臺工作。特別是作為兩岸關系新時代開局之年的2019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告臺灣同胞書》發表40周年紀念會上的重要講話，為邁向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兩岸關系定錨、定調、定向。相比之下，受區域形勢和疫情因素等影響，祖國大陸對臺政策論述則以更精煉的政策論述、更豐富的政治內涵，體現了與時俱進、務實進取的工作取向，其所蘊含的一些新動向引發高度關注。

　　首先，“一國兩制”“九二共識”。基于新的政治形勢，今年兩會政府工作報告涉臺論述，在言簡意賅重申祖國大陸將繼續堅持對臺工作大政方針后，不再詳細進行原則闡述和概念辨析，而是著眼于反“獨”促統工作的具體目標路徑。特別的，報告沒有談到“一國兩制”“九二共識”，島內輿論對此予以特別關注并做出了各類解讀。有的將其解讀為“更合時宜的刻意的善意”，是戰略定力和自信的體現；有的則認為這說明大陸對民進黨當局已毫無期待，不排除大陸“有一國一制的想法”；國民黨則不認為大陸在改變政策，仍會堅持“九二共識”。

　　事實上，受疫情影響，今年全國兩會務求精簡，政府工作報告也壓縮至一萬五千字，其中涉臺論述自然同樣高度精煉，呈現最核心最急迫最務實的內容。“一國兩制”和“九二共識”兩大政策主張和政治概念，其共同內核是“一中原則”。“一中”是祖國大陸對臺工作大政方針不會動搖的基本點和總目標，是報告論述的大前提。但從政治現實角度看，民進黨蔡英文當局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并操弄“反中”民意污名化“九二共識”“一國兩制”，兩岸政治對話和互信基礎幾乎被破壞殆盡，相應的高層溝通協商障礙重重，關山難度，祖國大陸以務實角度出發自然會在工作重心上有所權衡，這也是政策有序的體現。更進一步說，祖國大陸對臺政策事實上是一個具有顯著持續性內涵豐富的政策籃子，“一中原則”作為兩岸關系的政治基石必然不動如山，但在政治原則和目標一以貫之的情況下，不同時期側重點不同，既可以做加法，也可以做減法，但終將殊途同歸。

　　其次，和平與統一是否是“必然連接”？島內輿論同樣注意到，相比往年提法，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延續嚴厲警示“臺獨”分裂勢力的同時，僅提及促進統一而沒有“和平”二字，驚呼“和平與統一不再是必然連接詞”。對此，祖國大陸多次表示，我們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基本方針，愿意為和平統一創造廣闊空間，但絕不為各種形式的“臺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2020年是《反分裂國家法》實施的第十五年，但民進黨重返執政后，“臺獨”及其各種變種形式不斷變換花樣，島內“獨”派的突進冒險和當權派的“切香腸”動作愈演愈烈，外部勢力的策應鼓動也不加掩飾，和平統一基礎不斷遭到挑戰和蠶食。

　　特別是近半年來，美國在臺海南海的軍事挑釁呈常態化趨勢，島內外特定勢力不斷渲染兩岸擦槍走火甚至兵戎相見的態勢，輿論甚至認為兩岸形勢來到了1996年臺海危機后最緊張嚴峻的時期。山雨欲來妖風滿樓的局勢，自然增強了祖國大陸應對臺海重大事變的危機感，祖國大陸顯然有必要以更強姿態明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最佳路徑，但祖國大陸有清晰明確的底線意識、風險評估和應對機制。中華民族復興的歷史大勢不可阻擋，國家統一是歷史必然，但政治手段服務于政治目標而不會錮囿于單一選擇，對此島內外任何勢力都不應心存僥幸或誤判。

　　涉臺法治原則與法制體系建設可期

　　兩岸關系進入新時代，特別是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以來，對臺工作越發需要強化底線思維和風險意識，推進反“獨”促統工作精準落實，除了政治、軍事等硬實力手段，國家不斷完善制度體系和治理能力也是反“獨”促統的重要依托。為回應新的使命和挑戰，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決議，清晰界定了“一國兩制”的完整概念，既從制度層面特別是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實行管治的層面，對推進“一國兩制”實踐作了系統的制度設計和工作部署，又具體闡述了“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應該堅持和鞏固什么、完善和發展什么，彰顯了中央堅持“一國兩制”方針不動搖，解決臺灣問題的堅定決心和戰略定力。

　　6月30日，全國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并將其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對此，不但特朗普政府氣急敗壞作態“報復”，兩岸輿論和島內各界也引發強烈政治氣旋。眾所周知，“一國兩制”的“初心”本就是為解決臺灣問題，因時代際會而在港澳先行試行，因此島內不少人始終對“一國兩制”和香港事態存有特殊的心理聯結。一貫妄圖從政治操弄香港事務中火中取栗的民進黨當局對此肆意攻擊、說三道四，臺港兩地也充斥著各種式樣的躁動和雜音。對此，祖國大陸有關部門指出，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十分必要和重要，旨在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方針不會變、不動搖，確保“一國兩制”實踐不變形、不走樣。

　　近40年來，祖國大陸始終把握兩岸關系發展時代變化，堅持完善和探索實現“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構想的頂層設計和政策實踐，有力引領兩岸關系朝正確方向發展。有學者就此建議，在“一國兩制”臺灣方案的討論中，要動態平衡經驗總結與制度創新的建構進程，特別是從頂層架構和具體實踐層面，設定新的標的和標準，做出可操作的合理設計與安排，避免出現新的國家安全“飛地”。

　　5月25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告中強調，在“確保憲法全面實施”任務中，要堅持對臺工作大政方針，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堅決反對和遏制“臺獨”勢力，在“九二共識”基礎上推動兩岸關系和平發展。島內媒體認為，以這樣不尋常的方式論及涉臺問題，雖然沒有涉及具體法律法規內容，但表明大陸在考慮臺港澳問題時，都要一體納入國家的憲治法律體系當中，意味著大陸會在憲法和涉臺法律方面有更權威、更精細的安排。更好以法制思維應對和處理臺港澳問題，是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香港國家安全法或為臺灣“二次光復”的政治預言

　　祖國大陸強勢推行香港國家安全法，完善“一國兩制”制度和法治體系，也對臺灣島內外分裂主義勢力釋放了強烈的政治信號。島內輿論認為，大陸正在實踐香港的“二次回歸”，完成去殖民化的浴火重生。臺灣未來勢必也要經過類似的“二次光復”歷程，回歸為“今日香港”。

　　長期以來，蔡英文當局在涉港問題上一方面唯美國馬首是瞻，亦步亦趨，另一方面則籌謀布局，要借機火中取栗。一方面，緊跟美國定調和“制裁香港”姿態，對中國大陸修法指桑罵槐，甚至稱“香港不再有別于中國”“兩制變一制”，一改“關懷港人”口徑，放風要重新評估臺灣的“香港澳門條例”存廢，即欲將港澳視同中國大陸其他地區并依據“兩岸人民關系條例”處理與其關系。另一方面，據臺灣媒體稱，5月21日當晚，港人網絡搜索“移民臺灣”次數暴增，坊間甚至有“港獨”驚惶竄逃臺灣導致機票售罄的消息，這讓蔡英文等“香港之友”操弄香港事態也遭到了不期而至的反作用力，面臨著兌現其對香港反對派、“勇武派”的“挺港”口惠壓力，繼而還要被動思考，處理這一問題又會如何牽動港臺關系與兩岸關系螺旋疊加的敏感神經。對其中涉及的政治庇護或移民臺灣等政治法律問題，蔡英文當局無從因應，選擇觀望應對，惟恐被指“介入太深”。蔡英文當局在涉港議題上的“發夾彎”，表明懲罰港人、示警祖國大陸是“螞蟻踩大象”，于邏輯上則自相矛盾，更難以滿足因蔡英文此前“站臺”而引來的香港反對派“過度需要和期待”，將為蔡英文打下第二任期對香港議題用盡即棄。

　　不過，蔡英文當局臺面下的動作并不低調。林飛帆等綠營激進派拋出數條環環相扣的“挺港計劃”，欲深化后續對香港反對派的支持和國際合作，被認為是民進黨“可做不可說”的隱蔽行動計劃。主管外事的吳釗燮在國際媒體放風稱，處理香港問題后，大陸下一步是“對臺動武”，臺灣必須持續與西方深化合作，“在區域安全和全球產業供應鏈上持續扮演關鍵角色”才能“自保”。“自由時報”等綠營媒體也撰文鼓吹，臺灣當局借機加強與美英等國圍繞反對香港國家安全法和報復中國大陸合作做文章。更值得注意的是，蔡英文當局快速端出多個產業、金融、投資和移民磁吸計劃，圖謀“香港遭制裁而衰退后”，吸收其“豐沛的國際金融能量及人才”，將讓臺灣在未來代替香港成為東亞新的人員、資本、產業和信息集散流通處理中心。顯然，蔡英文當局對于如何榨干香港“人血饅頭”的最后一滴，有非一日之計的野望和系統性籌謀。

　　更危險的是，香港過去是美國對華輸出顏色革命的一線橋頭堡，臺灣更多的是準一線或者二線策源地。但香港國家安全法落地生效對香港本地的顛覆行為打擊效果明顯，外部勢力就地組織動員能力減弱。可以想見，臺灣不但想取代香港的經濟中心地位，也同樣有意承接美國在東亞的“顏色革命中心”角色。雖然蔡英文當局推動與祖國大陸脫鉤，其實質向祖國大陸輸出意識形態能力必然削弱，但作為向西方“邀功”的資本，蔡英文當局或會在美國某些人“指導”下，借臺灣凸顯兩岸政治體制、社會制度差異攻擊中國共產黨執政地位和合法性，并借民間交流倒灌這種思潮以削弱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的血肉連結，同時更頻密、實際地與“港獨”“藏獨”“三股勢力”等勢力串聯，將臺灣打造為海外反共和分裂主義勢力集散中心。

　　面對蔡英文當局在港臺關系議題上的重重心機，祖國大陸通過香港國家安全法后，未來類比處理“臺獨”只會更加雷霆萬鈞。島內輿論呼吁，蔡英文當局不應繼續測試大陸底線，而應思考如何讓臺灣退回安全紅線內。張五岳、黃介正等學者和《聯合報》、“美麗島電子報”等認為，大陸在對港涉臺問題上正在采取“轉守為攻”的新思維，對主權和國家安全議題采取零容忍態度。香港國家安全法出臺后，大陸不但對美臺后續反應早有預案，還可能推動《反分裂國家法》的“再修法”或類似“執行條例”的補充立法。在大陸眼中，港臺都已埋下爆炸力越來越大的政治地雷，日益成為西方遏制中國的便利杠桿。臺灣作為中美之間愈發尖銳的斗爭焦點，應思考趨吉避兇之道，不要像香港“勇武派”那樣犯戰略性路線錯誤，一再沖撞大陸底線，陷入與大陸“攬炒”的陷阱，而應回歸和平統一、“九二共識”的框架內爭取生存發展之道。香港黑暴教訓在前，在大陸探索“一國兩制”臺灣方案進程中，臺灣應“有條件還價時還請早”，否則，越是末路狂奔，越是徹底失敗。本質上，臺灣各界面對香港國家安全法的復雜糾結心態，是港臺兩地共處于一中框架下的“宿命糾纏”的具體表征，關乎兩岸關系政治基礎和臺灣身份認同定位問題。